在《行政诉讼法》上，每件行政决策都符合受案范围条件，法院在决策合法性和调整机制上将具有更大的介入权限。

尽管后世的论者们对拉班德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确也多有酷评，甚至要求拉班德所发展出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应为二战期间纳粹的暴行承担观念上的部分责任。第二，由于这段历史中的学说与确立各种学说的思考方法具有相互形成的关系，我们便以方法的演变作为考察的主线，而通过这样的考察也会发现，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在德国公法学领域中的确立、演变以及其在学说史上的功能和意义。

显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隆奇利理论中的法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而拉班德的方法与理论，已经在这种框架中放映了正当的光圈。[27] 他生前担任过枢密院议员、上议院议员、各种数不胜数的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16] Meyer，本可译为迈尔，此处保留陈新民博士在《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中麦耶之译名。[12]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德国也可以说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形成的。

[22] 转引自同上书，第12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格贝尔—拉班德的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最终完善在拉班德的宪法学中。事前监管着重完善新增审批事项的监督机制。

以高效的服务中心优化行政审批组织标准化。行政审批何以要标准化 在科学配置审批权、审批事项办理标准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个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待推进审批权限下放有利于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但承接机构能否接得住、用得好、管得牢？实践中，多部门下放的权限在部分行政区域内多口归一，造成承接主体压力过大、职能行使不畅。以规范的流程确保行政审批运行标准化。

目前行政审批的程序与规范提供的主要是倾向性指导，审批部门在操作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审批何以要标准化 在科学配置审批权、审批事项办理标准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个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待推进。

鉴于此，笔者建议，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而且，部分承接单位的人员编制不足，特别是缺乏专业人员承接下放的权限，直接影响了审批权限下放的成效。事前监管着重完善新增审批事项的监督机制。总的来看，当前行政审批制度仍存在影响或迟滞企业申请开办、项目审批提速、群众办事方便的一些问题。

作为规范审批权力，提供无差别、高品质审批服务的途径，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既是对持续3年多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延续，也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有力保障。按照谁行使、谁清理的原则，对现有行政审批权力事项进行再梳理，提出取消、转移、下放、整合、保留等清理意见。其次，严格依法对行政审批权力事项进行核定，对每个审批事项进行编码，为每个审批事项编制一个身份信息，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表述审批事项的类别、名称、实施机关、共同实施机关、实施依据、实施对象、办理时限、办理流程、收费依据和标准、服务方式、相对人权利、监督投诉途径等，形成规范、清晰的审批事项详细清单。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行政审批标准化明确为优化政府服务的重要一环。

其次，推行审批窗口办公的标准化建设，现场管理要力求精细。以高效的服务中心优化行政审批组织标准化。

事后监管着重建立考核追究机制。行政审批标准化可从四方面入手 虽然自2007年1月国家标准委、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发布《关于推进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的意见》以来，湖南、山东等省份，以及北京西城、浙江绍兴等地市，公布了行政服务领域的地方标准，实践中也进行了相应探索，但从全国看，大部分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没有明确地进行服务标准化建设。

以明晰的权力清单确定行政审批权源标准化。首先，明晰审批权的行使流程，包括明确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审批流程、技术审查和审核标准、审批时限、审批结果及告知、救济途径、责任追究，特别是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联合审批，更需要明晰流程。首先，各地应推进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审批处室向办事大厅集中。来源：《学习时报》2016-07-14 进入专题： 行政审批 标准化 。一些审批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有的是这个部门放了、那个部门没放，有的是大部分环节放了、但某个关键环节没放。首先，要在清理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的前提下推进标准化工作。

再次，行政服务中心、政府门户网站应及时、完整、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审批事项办理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完备的监管体系强化考核标准化，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统一协调、有效运作。

其次，基层承接能力不足，影响了审批权限下放的成效。事中监管着重健全行政审批政务行为的监督体系。

而一些地方和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许多审批部门尚未建立明晰的、有约束力的审批责任制度，内部监督效果不明显，外部监督缺位或不到位。比如：由于涉及部门的标准和要求互为前置，导致办理一些证照时‘蛋生鸡、鸡生蛋，搞得群众团团转。

其次，审批权限下放前，对承接部门的承接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对承接能力不足的部门及时增强力量，做到编随事走。首先，由于缺少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质量规范，行政审批在内容、程序两个方面都不够科学、合理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征收审批主体为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所以，尽管建设项目需要经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审批或核准，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央（上级）政府与地方（下级）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一旦政府以低价征收，高价出让被征收土地，或者政府为降低招商成本竭力压低征收补偿标准，被征地人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就容易引发征地冲突。至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该项目因为土地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报道，因此可以推测，整个征收过程应该是相当顺利的。

这些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充分利用了征地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漏洞。为了实现与苏北的铁路联通，1995年扬州就委托中铁第四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新建铁路淮安至扬州线预可研报告》。

此外，建设项目在获得审批或核准之前，项目申报人往往需要经过国土资源部门的用地预审批。（二）适度调整按项目征地中的权力配置 如果废除分批次征地模式，那么今后的土地征收都应该按项目进行。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以及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由国务院作出审批决定。（3）分批次征地不利于土地的优化配置与使用。[25]虽然我国人大制度尚不健全，但是扩充人大的建设项目审批或核准权，可以增加权力资本化的运行成本和风险，并且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意的代表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其用权更为审慎，而且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其处于较为超然的状态，不需要承担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离利益的核心越远也就意味着其做出的判断更加客观公正。但是这一改革方案需要大幅度地修改现行法律，且以当下人大制度运作的实际状况，地方人大恐怕难以承担起这一重任。

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土地征收程序设计与改革，而无视土地征收背后的各种因素，即便立法者建立起形式上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土地征收程序，这样的程序也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4]政府投资项目除了可以实行项目法人制，还可以实行工程监理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等管理方式。

如今，分批次征地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征地模式，其征地规模远远超过按项目征地。国务院于2013年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高度过剩产业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要求严格要素供给和投资管理，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17]参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2年）第7条第1项、《土地管理法》（1986年）第22条。横向的权力分工机制应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实现地方的高效治理，而中央政府则应该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及执行监督。